北京摇号：一场关乎公平的“饥饿游戏”

今天上午，北京配置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近六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北京的汽车摇号政策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数百万人在这里寻找出口却屡屡碰壁。

截至2025年，北京个人普通指标中签率已跌至0.15%，相当于667人抢1个指标，超过300万无车族在摇号池里苦苦煎熬。一面是漫长等待后依然渺茫的获得希望，一面是早期中签者及其家庭轻易获得的通行特权，这种对比正在引发社会对分配公平性的深层次质疑。

01 资源困局：北京车牌的稀缺与分配

北京机动车调控政策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2025年，北京小客车指标总配额为16万个，其中常规配额10万个，增发新能源指标6万个。

然而在2025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中，就有56.3万个家庭与256.8万个个人共同竞争仅有的9600个指标。

家庭申请人的中签概率约为1%，而个人中签率更是低至千分之一。这一分配困境反映了城市发展中的深层矛盾：道路容量、环保压力和能源安全等多重因素共同限制了机动车总量。

北京的小客车调控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2011年至2017年的“控总量”时期，主要采用限购加限行的粗放式管理。

第二阶段是2018年至2022年的“调结构”阶段，通过路权优待和财政补贴引导新能源汽车发展。第三阶段自2023年至今，进入了“优分配”的精细化调整时期。

2021年，北京推出“家庭摇号”政策，根据家庭成员数、代际数、户籍年限等因素进行积分，高积分家庭可优先获得车牌。

政策调整的核心逻辑是“挤牙膏”式的渐进改革，既需要平衡新老市民间、有车无车家庭间、不同收入群体间以及个人与家庭间的多重公平诉求，又要考虑社会承受力的渐进适应。

北京的摇号政策引发了社会对“公平”定义的多重解读。对于长期参与摇号的个人申请者而言，他们往往将公平理解为“机会均等”，渴望获得纯粹的随机中签机会。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个人普通指标申请者中，超过30万人已轮候超过10年。

一位摇了84次的申请者感叹道：“孩子从幼儿园等到小学毕业，我还在摇号池陪跑”。然而，对于多人口家庭来说，政策的公平性则体现在满足他们的实际出行需求上。

一个家庭只要主申请人符合条件，其他成员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公婆或岳父母，只要住所地在北京且名下无车，即可组成家庭申请单位。

这些家庭通过积分计算，确实获得了更高的中签概率。2025年首期摇号中，近六成的普通小客车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政策制定者则在多重约束中寻找平衡点，既要考虑存量利益的刚性，又要应对公平性要求的复杂平衡，同时还要面对政策效果的不可预测性。

北京摇号政策的变化创造了明显的群体分化。单身人群在这场“家庭竞赛”中逐渐被边缘化。

一位在京工作多年的单身人士表示：“同样是在这座城市打拼，凭什么家庭摇号就能抢占先机，我们单身的连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相比之下，一些多代同堂的家庭却能通过政策设计获得较高积分。家庭积分计算公式中，代际系数是最多可达3的乘数。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北京全市有超过15万张京牌指标处于长期闲置状态，其中62% 来自早年中签的本地居民。

更令人关注的是“代际传递”现象。虽然政策规定小客车指标不能直接继承，但通过“车辆继承+指标适配”的操作，直系亲属可在符合条件后接手长辈名下的京牌车辆及对应指标。

面对摇号困境，未来的改革方向正逐渐从单纯的分配机制优化，转向更加综合的城市治理方案。

2025年7月，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深化改革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优化小客车指标配置，以更好地满足家庭用车需求。

专家指出，汽车限购本是在汽车消费快速增长超出城市承载力背景下推出的临时性行政举措，如今应该考虑推出更为科学经济的城市交通长效治理方案。

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包括建立动态评估与响应机制、发展替代方案缓解压力以及探索需求侧管理新工具等。

国际经验也为北京提供了参考，如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有效期仅10年，到期需重新竞拍，闲置率低于3%；东京则通过“停车位证明+环保税”倒逼指标高效使用。

对于摇了84次号仍未中签的人来说，他孩子的整个小学时光都在等待中度过。而那些早期中签者，有的用二手面包车占牌3年，指标却始终不会因闲置而被收回。

北京的摇号故事，或许将在某天被这样讲述：曾经我们争论谁该得到车牌，后来我们共同努力，让越来越多人不再需要车牌。

地铁里程突破1000公里，公交接驳无缝衔接，共享出行成为习惯——这些变化也许比任何摇号政策的调整都更加接近公平的本质。